当前位置: 主页 > 赣人好讼 > 历史渊源 >

“讼风”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影响

时间:2009-04-30 19:0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对宋明时期江西讼风的发生,当时的人们就进行了各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生存环境的严峻,养成了江西人克勤克俭、事事认真乃至执拗的性格。 郑晓《地理述》称:江西之民,质俭勤苦,时有忧思,至争曲直、持官府,即费财不吝。[1]王士性《广志绎
对宋明时期江西“讼风”的发生,当时的人们就进行了各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生存环境的严峻,养成了江西人克勤克俭、事事认真乃至执拗的性格。
 
郑晓《地理述》称:“江西之民,质俭勤苦,时有忧思,至争曲直、持官府,即费财不吝。”[1]王士性《广志绎》的描述则更为细化: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

郑晓和王士性都是浙江人,在目睹了苏松杭嘉湖地区城市的繁荣和民间的奢华之后,他们对江西人的勤苦和节俭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既然一饭一粟、一分一厘的获得都要通过艰辛的劳动,自然不愿任意挥霍,更不容他人侵夺,由此而使江西人不惜破家费财,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二、讲究气节,好论是非曲直,其流弊则为“健讼”。

罗 洪先《舆图志》说:江西“俗尚气节,君子重名,小人务讼。”邓元锡《方域志》也说:江西“君子尚名,小人尚气,颇多讼,称难治。” [3]罗洪先和邓元锡 都是明代江西著名学者,他们对江西人的“气节”津津乐道,但也认为江西“小人”的“务讼”、“尚气”与此有关。王守仁在《重修文山祠记》中则直截了当地指 出,江西“讼风”实由“气节”而起:
吉士之以气节行义,后先炳耀,谓非闻公(按:指文天祥)之风而兴不可也。然忠义之降,激而为气节;气节之 弊,流而为客气。其上焉者无所为而为,固公所谓成仁取义者矣;其次有所为矣,然犹其气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凭愤戾粗鄙之气,以行其妒嫉偏骜之私。 士流于矫拂,民入于健讼,人欲炽而天理灭。而犹自是以为气节,若是者容有之乎?

郑、罗、邓、王诸人从生态环境与习性气质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的分析和解释,对于揭示宋明时期江西“讼风”的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宋史·地理志》的作者也在看似不经意间,揭示了包括江西在内的一些地区由“少争讼”到“好争讼”变化的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人口的迁入,而且迁入的人口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二是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发展使本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格局和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

三国两晋,特别是唐末五代及两宋之交、宋元之交,当中原、江汉、江淮乃至江南部分地区陷于战乱时,江西是既没有遭受战争破坏而又与政治中 心最为接近的省份,因而,接纳了大量来自于先进地区的人口,这使江西在两宋时期成为国内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口对土地 的巨大压力,致使生存环境趋于严峻。江西又从来没有营造出像苏州、杭州、扬州这样大的消费中心,克勤克俭、事事较真遂为一种生存方式,这正符合儒家传统道德要求,气节固然由此而生,民风士习的执拗也因此而形成。这些,构成了导致宋明时期江西“讼风”盛行的基本因素或社会背景。但如果没有以下因素,江西的“讼风”不可能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引人注目,也难以有上述的种种表现。
首先是书院教育的发达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科举的兴盛和异端的张扬。

北宋抚州籍学者吴孝宗《余干县学记》说:
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州)人喜事,又甲于江南。……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吴 孝宗记的虽然是“余干县学”,说的却是中国教育重心的地域性转移。尽管在早在唐后期,江西就已经有了东佳(德安)、李勃(德安)、桂岩(高安)、虎溪(新 建)、皇泰(永丰)等由家族兴办的书院,但整个江南地区的教育仍无法与中原相提并论。两宋时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教育的重心也由北方转移到了南 方,主要是浙江、江西、福建和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而江西尤为兴盛。仅据光绪《江西通志》,两宋时期江西的新建书院就有126所,其中包括著名的濂溪书 院、白鹭洲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从元到清,有记载的江西书院又新增了415处。

这些书院既继承了儒学传道、授业的传统,也吸收了禅学自由论辩的精神。因而,既灌输了卫道报国的思想,也培养了独立思考的意识;正统学说既得推广,异端思潮也同时张扬。
沉括《梦溪笔谈》、周密《癸辛杂识》所说的分布于江西城乡的“讼学”,与两宋江[西书院的兴盛有密切关系,或者说,它正是书院教育的一部分。而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书院的论战,与“讼学”中的“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在形式上倒是十分相近,只是前者讨论儒家学说,后者讨论甲乙是非。

王士性对于宋明时期江西讲学之风的盛行有一段论述:
江 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 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 明矣。[7]
王士性以南宋初年朱熹与陆九渊的论战作为江西“讲学之盛”的起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既揭开了宋明时期儒家学说内部不同学术流派公开论战的序幕,也是儒家学说内部的异端公开向正统挑战的开始。

宋元明清时期,就江西的文化精神而论,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江西的附庸文化,可以官学和科举的发达来说明。但江西的异端文化,却更能反映地域文化的特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永乐三年,饶州府儒士朱友季着《书传》,专攻周、程、张、朱,献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书。……(朝廷禁毁其书)盖皆以崇正学为主也。然书中亦未必无可采者,概火之置之,士之留心经学者盖寡矣。

可见,虽然在元代确立了朱学的正统地位,但一些江西学者仍在继承陆九渊的“异端”学说,对程朱理学进 行批评。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更大的“异端”王学才得以在江西盛行并为江西学者所继承。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 两峰、双江其选也。……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9]而当王学成为显学之后,将王学异端精神推向极致的,也是江西学者。《明儒学案》又说:
阳 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上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 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这“赤手搏龙蛇”、“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被黄宗羲称为“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的颜山农(钧)、何心隐(本名梁汝元),与捍卫阳明精神的邹守益(东廓)、罗洪先(念庵)、聂豹(双江)、刘文敏(两峰),都是江西吉安府人。 从严格意义上说,宋明时期江西的“讼风”,也正是这种异端思潮的表现。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也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前者为异端,其内在精神却是气节;后者为附庸,其内在精神则是投机。

教育的发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教育发达产生的另一个更为人们关注的结果是科举的兴盛,它使江西成为宋明时期提供官员最多的省份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顶一下
(258)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用户名: 验证码: 点击我更换图片
推荐内容